
“三冗”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是北宋初期,赵家为了政权稳定搞出的各项政策的后遗症,是北宋的基本国策造成的,除非推翻北宋的整体国策,不然任何改革都是徒劳的。
在北宋初年,船小好调头,但是到了仁宗、神宗时期,北宋已立国数十年、近百年,“三冗”问题作为国策,骂的人不知道多少,前前后后削来削去,也减不了几个钱;背后的利益团体更是势力庞大,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仁宗搞庆历新政,其实只是有改革的想法,却没改革的决心,周围的人一片攻击,他就动摇了。加上庆历新政对北宋的顽疾而言,只能算是挠痒痒,实际上作用不大,而且他正面硬杠上至勋贵,下至吏员,朝廷从上到下全是反对者,必然难以长久。
而王安石变法就可以算是挖肉了,神宗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王安石一系列措施确实的让朝廷府库充盈,军力增强,反守为攻。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病灶,只是缓解了病情而已。随着敌人的反扑,迟早是要失败的。加之神宗去世,最有力的支持者没了,实际掌权者高涛涛反对新法,败亡是必然的。
需要注意的是,范仲淹是正面硬怼勋贵、官僚,王安石则吸取了教训,主要放在开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