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不可能过渡到现代文明。
决定古代和现代政治制度之间根本区别的因素,既不是一个政权多自由,也不是一个政权多民主,而是一个政权的能力范围和责任范围有多大,以及它自己是否理性地计算自己的能力范围和责任范围。
我讲一个故事。
明代有个人叫沈榜,他曾经做过宛平知县。宛平县管的是今天北京城从中轴线往西到西郊的这片地方。
沈榜做知县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宛署杂记》,记得是管这个县的各种体会心得,其中包含很多一手资料。他当知县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平衡这个县的财政收支。
这里要说明的是,明代没有现在的转移支付制度,也就是地方把所有赋税都上交中央,再由中央来统一拨付的制度。明代实行的是点对点的财务支援。就像宛平县,要负责殿试的物资,要负责京城国家机关(浣衣房、蓝靛厂、光禄寺)的部分开支,还要给京郊的军队运送马粮,这些不是统一划拨到中央的,而是知县负责监督执行的任务。
除此之外,宛平县还要负责如下公共物品的提供:
宣讲大明特色价值观:明朝规定,除了农忙时分,每个月都要宣讲。宣讲内容包括皇帝的公开讲话、国家法律和道德劝喻。宣讲的时候,知县要跟在府尹后面,恭恭敬敬地迎接宣讲内容,然后在特定地点把这个对着当地的耆老念一遍,由他们向民众传达。
祭祀祖先天地:每个县都要祭文庙,祭天地,这也基本是知县带头。但宛平县还有特殊任务:这里离北京城很近,要拨人参加天坛、地坛的维护与祭祀工作。而且每年皇帝都要在地坛“亲耕”(相当于今天领导植树节种树),以示对农业的尊重。宛平县要专门选拔老人家去跟皇帝一起亲耕。
上两条看似不是公共物品,其实是:它们的本质是国民素质教育,尽管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其简陋:要守法、要孝顺、要忠于皇帝。
科举考试:宛平要负责自己辖区的乡试,同时还要准备会试和殿试的相应物资(毛笔蜡烛什么的)
养老:每个县都有养济院,给孤寡老人发生活费。沈榜专门记载了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外地老人觉得京城福利好,专门跑来京城的养济院要钱,不给的话就成群结队在京城里乞讨。地方官怕承担政治责任,只好发钱。
好了,那么明代政府在宛平县有多少人来负责管理和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呢?
答案是43个人。
5个官,38个吏。官的工资是户部发,一年90石大米,所以官是吃皇粮,有编制的。吏的工资不固定,但是财政会解决一部分。
宛平县有多少人呢?
答案是8万。
43个人管8万,而且是在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用屁股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所以知县还要靠雇佣各种临时工。过去这种临时工主要是靠徭役。所谓“轻徭薄赋”,“赋”就是税,就是国家收钱收粮食;“徭”就是劳工,就是国家强制让你干活,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各种“志愿者”。
但是国家不靠临时工真不行呀,43个人管8万,根本不可能。
所以中国,也包括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政治制度相比现代政治制度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在资本稀缺型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资本不密集,就不可能供养很多专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来提供公共服务,增强政府能力。毕竟,政府部门广义上就是第三产业,它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
即使在今天,你去对比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所谓“官民比”,你都会发现这个比重远远高于中国。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国家本质上是建立在资本集中型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汲取资源(税收)的能力、提供公共安全(军队、警察和法庭)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比如提供公立教育机构、修建基础设施等等)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制度。
那么,一个传统政治制度向这种现代政治制度转型,需要哪些动力?
答案是商业竞争和战争。前者提供资本密集的基础,后者提供国家不断强化其能力的根本动力。
所以高中历史课本为什么总要提到,资本主义萌芽发源于地中海,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区以威尼斯为代表的城邦一方面要靠商业发展来立国,另一方面又长期处于跟西欧、东欧和穆斯林的战争之中,逼迫它不得不建立起非常发达的政府管理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的经验扩散到了西欧。西班牙王室搞大航海的资本从哪里来?答案是从热那亚的资本家来。这些资本家在西欧搞出了最早的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才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坚强后盾。他们提供的模式刺激了西欧国家纷纷效仿,才推动了欧洲国家向现代政治制度发展。
而不论是明还是清,这种动力根本不存在。我一向是对所谓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嗤之以鼻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萌芽根本不可能发展到逼迫政治权力跟它相结合,甚至为它服务的地步。而这才是欧洲经验,这才是当时东西方的本质区别。
只有资本+权力,才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此之上附着的各种形式,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城市共和,都不过是用户界面问题。
所以资本集中度过低,政权能力脆弱,先天限定了古代政权能力和责任的范围,那么“它是否能够理性计算自己的能力与责任”又是什么意思呢?
回到沈榜的故事中。沈榜上任不久,他发现自己面临严重的财政亏空:一年三、四千两银子。这个对于一个县来说是巨款了。
沈榜想出了一个极富现代色彩的处理手法:政府搭台,经济唱戏。
他联合旁边的大兴县,修了一条商业街,把这条街上的房子出租给商户,收铺税。这一项给当地财政带来的收入是每年一万两银子。
但是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大旱,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这说明皇帝的德性出了问题。怎么办?改。于是皇帝一纸诏书下来:免铺税。
沈榜急眼了,上书问地方财政怎么办。回复是:看着办。
……
所有古代政体都自我生产一些价值观和机制,来使它的运行更润滑、更顺畅。比如忠君爱国,比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前者极大降低了政权压制反抗的成本,后者则让社会能够产生为数庞大的管理巨大疆域的政治精英集团。
但是所有传统政体也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他们的眼光只局限于这些自我生产出来的价值观和机制,忽略了一些最本源和最简单的东西:政府运行是要钱的。
所以传统政体经常无法理性计算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因为政治精英们压根看不到这一点。不然,崇祯怎么会干出裁撤邮政系统,逼出来李自成的事儿?
相对于言官的撕逼、内阁的扯皮、皇帝、大臣和太监之间那点子翻来覆去拍成电视的事儿,这些问题才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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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题主的题干上,也就是明清制度的优势与劣势。
历史研究有所谓“清承明制”这个说法,也就是清代在政治体制方面基本继承明代的政治体制。但作为外族入主中原,清代又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很多外族政权入主中原帝国的特征,比如满汉集团的身份差异等等。我个人认为,清代相比明代政治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是“密折”制度,也就是雍正设立专管密折的军机处,四品以上官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直接向皇帝报告,这种恐怖措施极大加强了皇权;二是少数民族政策上,满族本身在治蒙、治藏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它做的远比明代好。而这两个变化,都与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转型没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