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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为什么称为人文始祖,就因为他是上古大道的最后一个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这就是为什么先秦诸子都称黄帝,署名或托名“黄帝”就有12类26种210篇+300卷之多。理解了轩辕黄帝有此地位的本质,才能理解是什么支撑着华夏天下,是什么在深层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权益。具体可从几个阶段看。
首先,从女娲执矩图可知,河图在1万年-1.6万年之间就存在,是渔猎采集时代对物候的总结,标志着农耕文明的基础奠定,有了农耕文明,才有地权,才有恒产,才有契约,才有不可剥夺的私人权利之保障,也才有保护基本权利的公权力、及民族共同体之建立前提;
经过漫长的时期,距今8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前身大地湾系统,对应伏羲,居渭河上游;
距今7000-6000年,仰韶系统的半坡类型,对应炎帝,居关中、汉水上游;
距今6000-5500年,仰韶系统的庙底沟类型,对应轩辕黄帝,居豫西、晋南、关中东部;
以上是炎黄系统,我们再看看蚩尤系统:
距今9000-7000年,太昊(并非伏羲)裴李岗系统,居豫中、淮河上游;
距今7000-6000年,少昊北辛系统,居淮河中下游;
距今6400年-5900年,蚩尤后岗系统,居豫北、冀南、古黄河下游(彼时河北出海)。
这两大系统有500年的冷战热战。冲突最剧烈的黄帝-蚩尤时代,首先是蚩尤北侵张家口,西犯河套,越太行山占晋中,半坡类型反应迟钝(所以史记里的记载是炎帝败退),半坡向庙底沟的过渡类型史家系统转化,开始反击河套、张家口。那时后冈系统已经染指晋南,目的在于争夺盐池。而仰韶系统很快完成了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故越过嵩山,占领豫中、冀南,对蚩尤系统开始“围魏救赵”。
这一斗争的顶点,就是徐州之南的涿鹿会战,黄帝擒杀蚩尤两昊,仰韶庙底沟系统同化了北辛后冈系统,所以前者的标志——彩陶地阴花纹,迅速同化了当时的整个炎黄-蚩尤区域,成为华夏之始,当时的图就是《鹤鱼石斧图》(又叫鹳鱼石斧图)。黄帝从此成为天下共主,“践位”(非称帝,而是成为部落联盟领袖)的确切时代,则是公元前3706年。也就是说,距今5700年左右。
《五帝德》里,孔子说黄帝“三百年”,就是指从黄帝时期开始,仰韶庙底沟的共主地位,开始发挥鼎盛时期的影响力,达300年。这个300年之后,即距今5500-5300年的时期,就是父权开始取代母权,标志即墓葬系统的变化。
在距今5700年时代,包括轩辕黄帝及其之前漫长岁月,是多人合葬、母子合葬,“黄帝之子25人,其同姓者2人而已”,那时候甥舅关系更为明显,而这些墓葬,都是排列整齐的,并没有中心聚落,也没有围绕母亲房屋的从属排列,这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指向的起源,即一个纯粹的民生社会,而轩辕黄帝,就是把这个社会形态,推至鼎盛扩张的标志领袖,所以辛亥光复之时,孙中山先生祭黄帝陵文“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而用黄帝亲自口述的金人铭来说,所谓“执雌持下,人莫逾之”,就是原始公权力无条件服从于部落联盟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就是“道”的考古意义——纯粹权利状态;
距今5500年,即前3500年开始,成年男女合葬墓出现了,即父权萌芽开始;
距今5400年,即前3400年开始,男女合葬墓中的男性开始地位优于女性,不过双方仍然有人格地位平等;
距今5300年,即前3300年开始,女性开始沦为殉葬者,“男尊女卑”确立,父权本位正式形成,大略是颛顼以后的时期;
这个时期开始15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之际,父权本位发展到了“父传子,家天下”,即世袭王权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黄帝奠定的大道基础还在,所以即使王权时代,民间自治和权力约束,也是保留较好的,道(纯粹权利)生一(一切权利)、一生二(固有权利、社会权力)的基本格局还是没受到太大的颠覆,所以辛亥革命称共和制度来自“三代之治”。
那么轩辕黄帝奠定的纯粹权利状态的社会生态,对人心的影响是什么呢?集中表现为逻辑。题主提到的黄帝内经,虽然是后人托名黄帝整理,但思维内核来自黄帝无疑,其阴阳、五行、四时,还原至简,便是阴、阳两个类,相交、相异、相同、相离、相含的五种关系,以及加、减、乘、除四种法则。因为那时,纯粹权利没有受到公权力(资本、政府、外族各种形态)的压迫,所以每个人都能“法天则地”,后人难以理解的逻辑,那时候是每个人的本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那时候是个发明狂的生活大爆炸时代,360行都在那里奠定了品牌原型。黄帝始制衣冠,“规矩绳权衡”五正,就是汉服原型蕴含的逻辑,此即所谓“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更早推到女娲执矩图,“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更是河图时代的图论规则,与逻辑一样,用简单的工具,对复杂万物无往而不胜。这也是天人合一的根本。
后来,从犬戎灭西周,引起春秋战国内卷并吞,直至秦政“鞭笞天下”,出现了“大道既隐,道术为天下裂”,所以诸子百家各执一词,这就是“道,可(斧柯象征王权)道,非常道”,轩辕黄帝奠定的固有纯粹权利生态,被颠覆,常道已非。这也是伴随着“绝地天通”出现的状态,人的逻辑思维被打破,蒙昧、类比、巫术、宗教、王权意识形态,开始取代。
但由于轩辕黄帝地位的无比巨大,所以即使到了天下大争的历史阶段,父权社会仍然能够以新的公权力来保卫成员的基本权利,这个公权力并非世袭家天下,而是以世袭家天下作为过渡性托管的一种有别于部落联盟的新组织——民族。这个出现,就是汉唐,内开阶级,外扫胡虏,基于普遍地权恒产,成于抱团契约,所以这就是民族主义在东方的出现(西方则迟至拿破仑传播民法典,复归罗马恺撒遗产,如汉唐皆以黄帝之道立国)。而这条线索,又最终让家天下升级、复归为开放化程序化的共和制(“四万万人做皇帝”),表现为汉唐之后第三次、第四次恢复中华时,晚明、兰芳的虚君思潮实践,与辛亥革命的最终走向共和。而这两次“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又是鲜明地以黄帝之魂作为动员(如晚明王船山描写轩辕黄帝天下为公“建屏万邦”的《黄书》,如辛亥革命集体编撰《黄帝魂》)。
甚至抗战胜利时,《礼运大同篇》尊放联合国,以之起草联合国宪章(周应聪),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桌,也是按照华夏的兴隆洼玉袂的缺口形状,参照设置的。兴隆洼玉袂的缺口,就是按照黄帝之言整理的《道德经》所谓“大成若缺”,即原始公权力不能垄断私人权利,反而要让公权力抵抗压迫性的权力之意。
所以,轩辕黄帝从起源时,就以他的人文始祖地位,奠定了“万世为子孙所常”的追求幸福的潜在力量。这是所有游牧奴隶制生态,或人神分离、或城邦垄断的西方文化,都无法达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冰峰留下的九曲黄河,经汉唐光大于四海,宋明蝶变于陆沉、辛亥立公于后尊,始终东流而海阔天空,这就是为什么华夏复兴的路途是永远不会终结,而且也是世界真正希望所在。
这就是黄帝等同于中华的基本线索。
延伸参考:
